变革是数字化的常态，也将更加迅猛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可以说是数字化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四十年。除了传统“铁公基”作为改革开放最杰出的代表外，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基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开放四十多年来，产生的互联网巨头：抖音、腾讯、阿里、百度等，此外，还有数字技术公司华为、大疆等等，具有跟头号强国美国匹敌的资格。这不得不归结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变革的四十年的功劳。

北京大学教授胡泳在《数字位移》中说，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中国改革为“边缘革命”，主要由四大边缘革命构成，分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经济特区和乡镇企业。但是这种变革，是被动的，被现实所逼迫的，是传统领域的变革。他说，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悲壮而勇敢地按下指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门就悄悄开启了；当城市的千百万名“待业”游民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充满屈辱的“个体户”闯开了一条城市改革的新路；当成千上万的人为改变生活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偷渡香港时，才有了“经济特区”这一丰碑的竖起；无数“洗脚上田”的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则拓开了中国工商业崛起的宽广路径。这种自发而上的变革，在传统领域，在改革开发的四十年里，已经释放出了它所应有的能量。

随着数字化的推进，传统领域的变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转角处。数字化会成为社会的主要形式，数字领域的变革将是社会的主要变革。网络是走向连接和共享，还是走向分裂。胡泳教授指出，这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对抗。为什么是中美两国就决定了数字网络空间的走向呢？这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深思。数字空间的需求，少数的国家的数字技术能力就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且是谁抢先占领数字空间的优势，谁就在数字空间的某个领域占有垄断，其他后来者几乎无法打入。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数字网络空间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足以匹敌美国。 可见，数字生产力的惊人，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数字形态的商业和社会变革，已经超出了我们常人的认知。

数字空间的连接和零成本边际效应，使得传统的业务围栏不再存在，以交换和中介牟利，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财富更多的来自于创造经济。创造是数字经济的主流。社会要给创造让路、给创造腾出空间，让创造发展起来，那么社会层面的变革将是常态，也必将更加迅猛。

或许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一个红利，可以给你吃20年、30年，那么在下一个数字化飞速进程中，一个红利或许最多就是10年、5年。因为必须要给新的创造主体让路。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商人推翻了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垄断，打破了儿子继承老子，永世不更替的规则，他们在经济上却依旧维持封建财富的永世继承和不更替的一个伪民主、伪公平的社会存在（这也是教员同志批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争取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时革命，威胁到自己经济利益时妥协）。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打破世袭的存在，在全面数字化进程中，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打破代际传递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彻底和具有先天优势。而这种先天优势，正是社会主义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的重点所在。

可以预见接下来的30年，无论中美在数字空间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给中国所创造的创新空间，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无所匹敌的。由此，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数字空间或网络空间的趋向，是先分裂，后融合，且这种趋向也是全世界数字空间的走向。这是历史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有改革开放40年的训练，和对于变革的适应和把控，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无论是对数字化变革的认识，还是对于变革的天然适应性上，都已取得先机。现在我们只需要更加明确变革是常态，也将更加迅猛的思想认识于我们的数字化生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