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所带的变革，已经使人越来越感觉到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态。

组织结构变革

在组织结构方面，数字化的信息传递结构变化，突破了经典资源依赖理论的权力机制，使得组织间关系从双边关系，转向网状组织形态，形成了资源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机制。

《价值共生: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一书，从组织管理角度，概括了数字化的本质特征：连接、共生和当下，认为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应该具有六个关键认知：一是一切正在转化为数据；二是连接比拥有更重要；三是开放、信任和协同是关键；四是从竞争逻辑转向共生逻辑；五是顾客主义；六是长期主义，并由此构建起了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的框架。

运营管理变革

在企业运营管理中，数字化既能赋能企业，使企业运营管理的效率提升，又能使能企业，使企业实现价值创新。在《全数字化赋能:迎击颠覆者的竞争战略》一书中，作者以颠覆者的视角，论述了颠覆者如何转型业务而引发市场变革，并提供了组织迫切需要的尖端研究、规范化见解和“下一步行动”。作者认为，成熟的组织和机构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转守为攻，一跃成为颠覆者。作者并指出，这也正是每一位首席执行官和政府领导者的头等要务。要处理好“全数字化旋涡”效应，组织和政府必须将敏捷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做到不仅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而且对适应性调整习以为常。

市场变革

在市场、资本视角，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短缺时，接入可及性差异是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形态，即“接入鸿沟”。随着数字化的浪潮，人们运用互联网市场获得的、相比其他市场而言的超额收益，即互联网红利，替代了早期的接入鸿沟，成为了数字鸿沟的新形态。并进一步解释，接入鸿沟是基础设施短缺的后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改善；而影响人们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主要因素则是互联网资本，一种凝聚以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能够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的组合资产。在互联网市场中，一方面人们把多种资产、包括“僵化”资产转化为互联网资本；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匹配或操控扩大可转化资产的规模、提高转化率，让多种形态、多样化的互联网资本成为影响人们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差异的主要因素和机制。

个体生存变革

在个体生存方面，数字化时代，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产生多方数字信任、充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数字社会，可能远比想象更为艰难，进行数字化善治以实现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是我们共同的向往。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一书告诉我们，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颠覆了人们对于自身和人际关系的许多传统认知，它使得人们“交往在云端”，回答了数字时代的人们的人际关系问题。

于此同时，数字化的电子阅读，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行为和习性，使得人们从“沉浸式”的深度阅读转变到以超级注意力为认知特征的“浏览式”阅读，而呈现“快”、“泛”、“短”、“浅”、“碎”的特点。

抓住数字化变革的逻辑

可以说，数字化全面变革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形态。无论是从数字化的“两化”（数字形态化和数字资本化）生产力方面，还是从社会变革的上层建筑方面；无论是从微观个体，还是从宏观组织方面都形成了数字化所独有的内在逻辑。组织结构因数字化，呈扁平网状化，带来的是连接、沟通效率的提升，由此也带来了参与市场方式、利益分配及分配差异的转变，他们相辅相成，具有协调融为一体的内在要求。

数字化的质疑

此种生态下的个体，数字化首当其冲。需要构建一个什么的数字化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生活，才能更符合世界本来的面目。在反思人这一数字化浪潮中的服务本体时，有人表现出对数字化的质疑。

在《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一书中，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一旦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问题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简单可控，世界将变成什么样？他认为，只有当人们对“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进行仔细审视并承认制度的瑕疵时，技术才可以被称为一种进步的力量。如果我们看不到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就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技术」。

于此同时，《数字狂想（那些困扰我们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一书质疑了，数字时代似乎互联网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就连问题是什么都变得不再重要了的现象和存在。提出了诸如：大数据真的能解释一切吗？开发APP就能带来关注度吗？关注度真的能转变为消费吗？在这场狂欢中，谁是赢家？等等这些问题，思考了我们不曾反思的问题。

《数字乌托邦: 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告诫我们，在技术带来的一切美好繁荣景象背后，当我们兴致勃勃地拥抱互联网，享受智能设备所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忽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事实——我们正渐渐地沦为技术工具的奴役。

《数字乌托邦: 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驳斥了科技天堂的观点，阐述了科技的伪善面具，揭示了它如何以各种方式一边丰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一边桎梏我们的思维，窥探我们的隐私，让我们不再习惯动用大脑，并对所有技术产生深深的依赖。旨在帮助生活在技术穹顶之下的我们拨开迷雾，看透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本质，认清科技使人类生存智慧退化的事实。为了防止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卡尔还向我们指出了夺回主动权的出路：放慢追求科技的脚步，减少使用智能设备，认真调动大脑思考，重新审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

数字化的边界问题

由此可见，数字化作用无可替代性同时，它也是存在边界的。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大胆的依赖它、发展它、丰富它；在哪些方面又不能太放任它，需限制、放弃它，是有其固有边界的。数字化进程中，数字形态化以科技、生产力的方式，变革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同时，数字资本化以上层建筑的方式，在社会组织结构、组织管理、商业模式、运作方式等方面变革我们的数字化生存。

毫无疑问，从技术、生产力视角，数字形态化本身没有对错之分，而引发人们质疑数字化存在的因素。即在数字形态化方面，数字化很难成为引起质疑的焦点，但是就是这一点，人们对它的争议不断。相比起来，人们质疑它的，多表现在数字资本化方面。这是资本的固有特性在数字化上所带来的必然表现。

如果说在数字形态化方面数字化是简单可控的，那么在数字资本化方面数字化则更多的表现为复杂性和多重性。尽管如此，它们共同构筑了对全社会数字化变革的底层逻辑。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一切变革的都由这个底层逻辑所生发出来。抓住这个逻辑，便抓住了数字化，进而抓住了数字经济。明确了当前数字化实践的这两个维度，对于数字化的把握就能删繁就简、抓住要旨，构建出数字化的实践框架，从而指导数字经济的发展，甚至是城市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抓手。